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各地持续推进，乡村振兴法也呼之欲出。

据媒体7月16日报道称，乡村振兴法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牵头启动了立法相关程序，预计到2020年前有望正式发布。

现阶段，各有关部门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乡村振兴制度框架的建立。其中，审议发布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（2018－2022年）》全文已提上日程，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也即将形成初稿，并在今年出台。

受访专家表示，乡村振兴法是作为乡村振兴战略贯彻实施的重要路径或手段。通过立法将乡村振兴战略法定化，一为提高地方推行战略的积极性，二为确保政策的长久，切实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所需的土地、资金、人才等要素落实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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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振兴战略法定化

实际上，在此前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（下称《意见》）中，早已为乡村振兴立法埋下伏笔。

《意见》提出，“乡村振兴，治理有效是基础。”“坚持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，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、和谐有序。”

尤其是在强化乡村振兴法治保障上，《意见》提出要抓紧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的有关工作，把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，充分发挥立法在乡村振兴中的保障和推动作用。

7月16日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刘义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，此前农村发展一直是受政策驱动，而非法律保障。“‘一号文件’实际是政策，而非法律。农村治理与城市治理的最大区别就是农村法治化治理太低，导致农村社会基本框架弹性太大。”

这最终导致的后果就是资本、人才、土地等要素很多情况下在农村都无法可依。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，当前大多数法律基本属应用于城市或社区，着力于推进城市法治建设和城市政府法治规范，涉及乡村法治建设的相关法律和规章相对较少。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刘义强的观点。
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曾对此分析称，乡村法治一直是我国“坚持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一体建设”的短板，制定乡村振兴法实际上是针对乡村法治建设专门制定的一部法律，恰好是将发展的红利从城市扩展到农村的一个重要体现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，乡村振兴的投入和组织动员等确实需要通过立法来保护，否则很难确保地方的积极性。而通过立法强化，恰可以更好地保障乡村振兴战略所需要的土地、资金、人才等要素落实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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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乡村要素自由流动

很多学者认为，乡村振兴法最大的价值就是产生了一个基本框架，把很多问题确定下来，日后有关农村问题的处理，可以纳入一个法治政府框架当中去思考。

刘义强曾走访全国多地研究乡村振兴状况，他发现影响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障碍，即是涉及振兴乡村的资金、土地与人才难以落地。“在资源要素的吸引方面，乡村之于城市有天然的劣势。”他说。

“因为缺乏稳定性，很多资本不敢流向农村，这极不利于农村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城乡市场格局。”刘义强认为，“资本、人才不落地，乡村振兴就没办法实现。”

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言，上述问题无疑都是乡村振兴法需要解决的。

李国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，此次启动乡村振兴法相关程序，会涵盖《意见》中提出的多个方面。包括树立依法治理理念，强化法律在维护农民权益、规范市场运行、农业支持保护、生态环境治理、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权威地位。

在他看来，乡村振兴法并不会出现新增的具体法律条文，而是将四个优先（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，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，在公共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，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）通过法律的形式规范化，形成一定的约束力。“当然，制度的建构、程序的完善、标准的明确也都非常重要。”

也有学者指出，法律具有长期性，尤其是一项重大决策的法定化花费的时间更久。或许，这个立法过程要数年后才能结束，乡村振兴法不会在短期内出台，乡村振兴法出台前应该会有一个乡村振兴促进法、乡村振兴科技支撑方面的法律规则等先行形成。

在刘义强看来，乡村振兴法的形成路径未必如此。他参考日本乡村法律举例，日本的有先例是设立一个法律整体框架，而后再根据地方实际增设一些条例。

“未来乡村振兴法应该是一个涵盖包括财政、环保、城乡规划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性法律框架，而细节需要我们在随后的实践中去填充。”他说，这也避免了由某个部门主导造成的“割裂”。

实际上，在《意见》中就有专门的表述，要及时修改和废止不适应的法律法规；各地可以从本地乡村发展实际需要出发，制定促进乡村振兴的地方性法规、地方政府规章。

但上述专家都强调，无论乡村振兴法最终选择何种形成路径，都是为了推动乡村要素自由流动。

以往，“一号文件”政策发布，各省各市县对其理解和投入都不相同，而设立乡村振兴法即规范了这种不同，至少会规定一个标准。

“类似财政对于农村的补贴占比统一了，各地就必须按照这种法律去执行。”刘义强说